前幾天，某公共微信號推出了作家六六關于國民素質的一篇生活隨筆，題為“怒的背后”。六六的遭遇和感慨引發(fā)了網友極大共鳴，有人用轉發(fā)來展示立場和態(tài)度，也有人邊轉邊評，點評中不乏箴言，歸納起來是這樣的詰問：在對國民素質“怒的背后”，我們的反思到哪里為止?

　　先說六六的答案。她在舉了“中國老人大鬧戴高樂機場”和“路怒癥”兩個例子后，筆鋒一轉，說她如何從怒氣沖沖變得云淡風輕，原來是在不經意間從“班長學友”處覓到答案——班長學友這樣解剖自己：“三十年前，我們絕大多數人都還在溫飽線上掙扎。你讓我們這些剛剛進入現代文明的人，遵守成熟文明社會的規(guī)范，我們硬件環(huán)境達到了，而內在文化還沒跟上。那些剛剛買車的人，還不理解交通秩序對效率和便捷的重要;那些剛剛坐上飛機的人，還沒搞明白坐飛機和坐拖拉機的區(qū)別……我們唯有做的事，就是寬容，反復教育，讓時間改變他們。”聽罷此言，六六從“羞得抬不起頭”轉而成為“忽然很內疚”。內疚什么?內疚“斥責和抱怨誰都會說，而悲憫的心，卻不是人人都有”。

　　說真的，筆者有點感動，并覺得這真是一篇好文，所以也擠入“邊轉邊評”的大軍。筆者覺得反思似乎不能“到此為止”，面對國人的素質差評，難道除了“內疚”和“悲憫”，就是“檢討”自己“修養(yǎng)不夠”?然后就是寬容的等待，守候它改善，最后“讓時間改變他們”?雖然文中也提了一句“反復教育”，但六六的落點顯然不在于此，而是強調要反思自己的焦躁與斥責。

　　誠然，對于物質文明之于精神文明的決定作用，早有“倉廩實而知禮節(jié)，衣食足而知榮辱”的古訓。然彼此之間的關系，若視為“機械決定論”，亦失之簡單。物質財富的增加，并不必然提升公民的文明素質，素質乃屬文化范疇，它是需要“教而化之”的。正是相當一部分“先富起來的人”，不斷地在異國他鄉(xiāng)重演丟人現眼的一幕。他們絕不是“初次坐飛機”或者“初次買車上路”，而是最先習慣現代生活的人。而絕大多數進城生活的“鄉(xiāng)親”，他們亂闖紅燈和大聲喧嘩，也絕不是完全不懂基本的“城市文明”，而是缺乏教育和訓誡。以教化促文明，此其一。

　　法治社會的基本特征就是遍布各種“不允許”的細則，違反就得受罰。筆者屢次驚訝地看到，俊男靚女的老外在眾目睽睽下闖紅燈，一臉的嬉皮笑臉，似乎在炫耀很懂國情。可是他們一踏上自己的國土，立馬變成“文明人”。由此就更加堅信：沒有誰比誰的素質好一說，法制健全，壞人也會變好人;法制不彰，好人也會變壞人。以法治促文明，此其二。

　　“富腦袋”與“富口袋”必須并舉，但人們往往陷入“只有富了口袋才能富腦袋”的邏輯中，或相信“富了口袋自然會富腦袋”的簡單推理。其實，“倉廩實”和“衣食足”未必一定導致“知禮節(jié)”和“知榮辱”，否則精神文明就不必建設了。是不是都富了才能文明?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們可能都等不起。相比起“等待”文明降臨，“用三十年走完西方幾百年道路”的中國人，更應該有些緊迫感才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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