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兩天，“井底人”王秀青的故事被媒體曝光之后，他獲得了月薪3000至4000元的工作，鄉(xiāng)鎮(zhèn)和村里也讓他提交申請低保的手續(xù)。當央視記者問及他為什么不申請低保時，他的一句話戳痛了筆者的心，申請低保讓政府很不體面，不想給政府添麻煩。

　　王秀青的老家在北京懷柔區(qū)長哨營鄉(xiāng)遙嶺村，他的家庭貧困程度早就達到了享受農(nóng)村低保的標準，但他家因沒交超生罰款而不能申請低保。且不論計生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掛鉤是否具備合理性，他和妻子“怕給政府添麻煩”的想法足以讓人詫異。王秀青認為，申請低保不體面，同時因為超生，申請低保他們更是連想都不敢想，當然，他也沒有得到任何關于申請低保的幫助。

　　按照王秀青的思維，“混不好”是自己本事不夠，怪不得政府。顯然，在他的思維里，政府是管理者而不是服務者，他更不會認為社會救濟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。然而，社會救濟是社會保障制度中的“最后一道安全網(wǎng)”，對于維護社會“底線公平”和社會穩(wěn)定有極其重要的作用，它是政府責任的“底線”，而不是“麻煩”。他的無知不僅反映了他個人知識水平的缺陷，更折射出社會救助的“盲點”。我們進一步分析，就算王秀青了解相關的政策，他家的境遇會改變嗎?

　　我國的社會救助體系由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、社會互助制度、災民緊急救助制度等六個部分組成，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占據(jù)核心地位。按照北京市2013年的低保標準，城市低保標準為家庭月人均580元;農(nóng)村低保最低標準為月人均460元。王秀青本是河北人，常住在妻子家，有三個兒女，他在北京的每月收入不到3000元，如果沒有北京戶籍，他無法享受北京市的低保。作為一名“北漂”，他最多能獲得的幫助就是去救助站。而按照規(guī)定，救助站一般可以提供十天以內(nèi)的食宿服務，然而10天顯然不能解決他在北京長期居住的問題。就算他有北京戶籍，家庭所有成員都能享受低保，對他來說，他的工資加上低保，用于日常生活開支和供三個兒女上學，也只是杯水車薪。此外，他獲得新工作后，工資極有可能略高于低保標準，那個時候，他將再次走入社會救助的“真空地帶”。

　　我們要反思，在社會救助這個大網(wǎng)下，到底還有多少“漏網(wǎng)之魚”?更要反思，我們的網(wǎng)編織的疏密程度是否合適?碎片化的社會救助體系如今遇到了很多挑戰(zhàn)，城鄉(xiāng)分割分治、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、戶籍制度藩籬等諸多問題等待我們一一破解。有句話說，幸福的人是相似的，不幸的人卻各有各的不幸，希望不要因為制度設計的缺失讓不幸繼續(xù)上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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